譚蕙芸 – 雙城比:新加坡大酒店──真係你想住嘅地方?

近年香港政府或政客,常常拿新加坡跟香港比較,向大眾發放要學習新加坡,政治少爭拗(根本沒有爭拗,新加坡只有一個執政黨,人民亦不能反對政府),民主自由彷彿成為經濟發展的絆腳石。以下有一篇文章,雖然略長,但寫得很有深入,讓我們多了解新加坡。假如每個香港人有屋住,你會接受香港新加坡化嗎?

思考:生活素質有五個向度(社會、經濟、政治、文化、環境),假如香港只重視社會、經濟素質,在政治、文化、環境上要有所犧牲,你會滿足嗎?

譚蕙芸 – 雙城比:新加坡大酒店──真係你想住嘅地方? 星期日生活   2015年4月19日

【明報專訊】有一刻,我覺得新加坡是天堂。它的東岸公園有條延綿十多公里的單車徑,只需幾十港元,就可以租一架性能不錯的單車,沿着綠草如茵的海邊飛馳。一路上可看到居民燒烤、玩滑板、緩步跑。政府規劃之貼心,令人讚歎。誇張點說,即使你閉着眼踩車也不會發生意外,因為行人、汽車、單車仔細分隔,稍有危險的地方都用油漆標誌。作為一個香港人,對於這種政府的細心關懷,真是有點「受寵若驚」。

我躺在樹蔭下,享受着海風。這一刻,我放鬆得很,我確信新加坡是「最安全的城市」,即使這裏很僻靜,即使我一個單身女子,也不擔心有賊人,因為這裏是新加坡,罪犯要面對打籐甚至死刑。我想起《李光耀回憶錄》裏說過,嚴刑峻法讓城市變得安全,似乎幾有道理。我開始明白,點解這個比香港更小的島國,連年被選為「宜居城市」。我想起香港的污染,危機四伏的單車徑,開始羨慕起新加坡來。

然而,我對新加坡的好感,卻止於此。

不少港人羨慕新加坡公屋,這裏有八成人住公屋,二百多萬港元便能擁有千尺,香港人聽到恨得牙癢癢。於是我到訪最出名的「豪宅組屋」Pinnacle@Duxton。七十歲的居民李伯,拖着小狗跟我談了一個小時。李伯說,他們要把薪金近四成放在一個戶口,裏面的錢要用在醫療、買屋和退休,加上他的成年兒子是嚴重傷殘人士,經濟壓力不小。令我意外是,不少星洲人反過來羨慕香港:「你們有最低工資、有失業綜援、公立醫院近乎免費,我們卻沒有」。

原來,新加坡也有窮人。曾著書研究星洲國民認同的澳洲麥覺理大學社會學高級講師Velayutham接受我的電郵訪問,他說,新加坡的城市規劃、企業管理、公共房屋做得不錯,常吸引外國專家來考察。然而,光鮮現代的房屋裏卻藏了不少低收入人士、單親媽媽、殘疾人士:「若你說新加坡成功,你要問這『傳奇』對哪種人最有利?這裏有不少百萬富翁、大量跨國公司,他們享受低稅率,但弱勢社群卻得到很少支援」。BBC去年報道,新加坡有逾十萬人每月只有四千港元收入,窮富差距在先進國家中,僅次於香港

「黨」給你房屋投它一票

令我隱隱不安是,執政黨身影出現得太頻繁,滲入生活每一角落。新加坡媒體人李慧敏在著作《成長在李光耀時代》提到,自幼已認識「人民行動黨」,因為幼稚園也是黨設立的。在組屋我見過一間高掛PAP牌子(人民行動黨縮寫)的幼稚園,幼兒穿著校服,心口繡有該黨「閃電」標誌。幾歲大的小朋友,自小穿著政黨衣服上學,讓我覺得有點不妥。李光耀的「人民行動黨」幾十年主導新加坡,「政黨=國家」是常態。學者Velayutham說,新加坡選舉特色是,國民認同建基於物質條件上,「黨」給你房屋、教育,國民就覺得要繼續投票給它,基本上,「國家」和「黨」是分不開的

在新加坡國立博物館,剛好有悼念李光耀展覽,前來悼念者可在卡片上留言,我細閱館內展示的幾百張卡片。我發現,這位「國父」在人民心中,並非留下什麼偉大的思想,而是建設了舒適的生活環境。一位Thulasy Ram寫道:「李總理你給了生活所需,食物和住屋,保障我們的安全。」一位Jasmine Ang寫道:「李總理你的傳奇是:乾淨的食水,建立組屋,讓路邊種滿翠綠的樹。」學者Velayutham說,新加坡國民身分認同,是一種掛鈎在物質生活的「功利」關係。前總理吳作楝也曾公開表示,擔心國民與政府只講金唔講心,把新加坡當作「酒店」而不是一個「家」:「Singapore risks becoming like those well-run, comfortable international hotels which successful business executives people check in and out.」學者Velayutham指出,造成今日局面,和政府管治手法有關,因為政府鼓勵國民「被動享受福利」,不是成為「主動關注社會的公民」。

在新加坡,想關心社會,卻不跟隨執政黨主旋律會如何?我從市中心坐了一個小時巴士,去探望反對黨領袖徐順全,他曾被李光耀控告誹謗至破產,並因示威入獄。當我按地址找到黨總部,一道木門上只有一個號碼。我問,為什麼門口連招牌也沒有,徐尷尬地說:「業主肯租這單位給我們,已好好心,但他卻說掛招牌出來不方便。」當PAP的標誌無處不在,反對黨連門牌也不敢掛。新加坡的「民主選舉」幾十年來,執政的也是人民行動黨,徐的政黨打正旗號以「人權、自由」作號召,更被邊緣化,不少新加坡人說:「講西方的人權自由,新加坡人覺得太抽象,沒有共鳴。」

fine city「你肯定無人偷聽?」

某天我在餐廳吃東西,一位侍應大叔知道我來自香港,瞪大眼用Singlish說:「Hong Kong has a lot of 『蒲test聽』(protesting),very scary。」(香港有很多示威,很駭人)。新加坡人常把「害怕」掛在嘴邊。李光耀在自傳裏說,從日治時代裏見識到「嚴懲」、「讓人不寒而慄」是有效的統治手法(《李光耀回憶錄》上冊P.92)。我和新加坡人閒談,常感到一種焦慮。當談及政治,大家就變成驚弓之鳥,會東張西望,疑神疑鬼,神色緊張問:「你肯定無人偷聽?」

漸漸,我覺得小島空氣裏飄浮着一種詭異的鬱悶,我不認為新加坡人「本質上」如此,我更相信國民性格是學習回來。因為大家都知,在新加坡行差踏錯就會被罰。新加坡人自稱「fine city」(罰則之都),規管多多,不准吃香口膠不准夜晚在戶外飲酒。但更大問題是精神上的禁區。耶魯大學教授Jim Sleeper形容:「李光耀最出名是,用冗長細緻的『卡夫卡式』法律手段去阻礙言論自由。」就好像那條規劃得完善的單車徑一樣,國民在行為和思維上,都只能走在已被安排的路徑上,一有偏差不是被罰就會被批評為搞亂社會。

「在新加坡搞示威 通通go to jail」

一個新加坡中年漢看到香港雨傘運動的片段後,尷尬地苦笑,他承認,新加坡人覺得香港人「有點蠢」,明知無成果都去做,他反問我:「有乜用吖?在新加坡搞示威,通通go to jail。」老一輩都記得,八十年代,二十多社運人士在「光譜行動」中被指為「共產黨員」以國家安全法毋須審訊被拘捕;十年前,新加坡人在一個名為Sintercom的網頁評論時政,瀏覽人數多就被指為「政治媒體」需要登記,主事人唯有結束網站;近日,十六歲少年Amos Yee批評李光耀的視頻見光後轉眼便被拘捕。

在新加坡,唯一可以「合法示威」的地方芳林公園,這裏劃出了六千平方米的範圍,還豎立一個牌寫住「Speakers’ Corner」。使用規矩也多:外國人不能參加,只限星洲居民使用,而且要事先申請。有人帶我去參觀,我看到這個只及維園足球場五分一面積的地方,忽然覺得香港原來尚算自由。相比起這細小的公園,我們還可以在大街大巷遊行。在新加坡,幾千人參加的已算是「大型示威」;當他們知道香港有幾十萬人上街,中文大學曾舉行萬人罷課,均表現震驚。

在星洲的大學,讀「搵錢」的實用科目最熱門,星政府自知文科較弱,便邀請美國名牌「耶魯大學」來星設分校,主攻人文學科,卻惹來美國母校教授群起反對,擔心自由風氣不保,拖累「耶魯個招牌」。果然,去年新加坡分校Yale-NUS成立只三年,校方擬在課堂播放一套關於星洲流亡異見人士的紀錄片To Singapore, with Love,但電影已被官方媒體發展局以「破壞國家安全」為由全國禁播,學校一度向政府拿「批文」,然而導演陳彬彬卻不贊成大學「低調播放」,擔心此舉會營造一種「恍似有自由」的錯覺,最後Yale-NUS放棄播放該電影。

短片太多Singlish 遭禁播

不少學者指出,新加坡人連如何說話,也被規管。當地人說的英語例如「No good lah!」,被戲稱為「Singlish」,雖然文法不標準,但包含了華文及馬拉文影響,深富本土特色。有新加坡創作人以Singlish拍攝電影Talking Cock The Movie,宣傳短片卻未能通過新加坡廣播管理局審查,被指為「過度使用Singlish」。學者Velayutham 指,星政府視Singlish為「不能登大雅之堂的錯誤語文」,反映官方只考慮經濟利益,以工具思維打壓本土文化,讓新加坡人思維變得死板,缺乏創意。

Velayutham分析,「星洲人縱有不滿,但他們傾向相信政府的說法,認為一旦『在政治上開放就會令新加坡滅亡』。他們擔心會犧牲安逸生活,唯有犬儒地服從。當新加坡人看到香港或外國的示威,不會覺得是『公民抗命或行使政治權利』,而是覺得有對社會有害,敬而遠之,於是新加坡人在政治覺悟和文化創意上的發展都被窒礙。

去年底雨傘運動期間,Velayutham曾來港作學術交流,並去過金鐘和旺角佔領區考察,他鼓勵港人不要妄自菲薄:「新加坡之所以成功,因為她是細小獨立的國家。基本上,除了曾經同是英國殖民地之外,香港和星洲沒什麼共通點。當你說要學習新加坡,你要知道她為『成功故事』付出了什麼代價。當新加坡走上『功利主義』和『對異見者零容忍』這條路,香港即使在九七回歸後,仍保持着抗爭精神。在新加坡,學生連在公共地方高舉示威牌都不敢;但在香港,我卻看到學生在佔領運動中的團結精神和勇氣,令我印象深刻。」

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

未去新加坡之前,我好奇,不明白為何常有人說,「香港要學新加坡」,甚至借用新加坡批評香港:「再爭拗下去,香港就會落後畀新加坡啦」。到訪彼邦之後,我反而覺得,香港有很多東西更可貴,是新加坡學也學不來的。新加坡雖然空氣清新,街道整潔,居所寬敞,但思想空間卻狹隘,精神領域令人窒息。我想跟那些一天到晚要求香港學新加坡的人說:放過香港吧,別再叫香港學新加坡了。

若香港真的學新加坡,已故「鬼才」黃霑鹹濕抵死的創作、許冠傑諷刺時弊的歌曲,周星馳的無厘頭演技,肯定沒法通過審查;若香港學新加坡,唱作donald tsang, please die歌曲的獨立樂隊My Little Airport應該會坐牢了。如果香港學新加坡,大學就沒有集會,雨傘運動更是天方夜談。或許,這些正中某些人的下懷,事實上,香港管治已悄悄走向「星洲化」,向傳媒發律師信、向學術自由開刀、有人說要立「國安法」。其實,那些「達官貴人」想香港向新加坡學習,潛台詞是,把我們困在「Maslow金字塔」最低層,給你一間組屋,你在裏面「living happily ever after」,用物質塞住你個口,大家就不敢「渴望心中富有」,像新加坡人一樣,無奈也好、甘心情願也好,總之就要你閉嘴。

延伸閱讀
1. Responding to Globalization: Nation, Culture and Identity in Singapore , 2007 Selvaraj Velayutham
2. Renaissance Singapore? Economy, Culture and Politics, 2007 Kenneth Paul Tan
3. 《成長在李光耀時代》2014 李慧敏
4. 《李光耀回憶錄》上下冊1998、2000

About JAMES CHOW

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,主修中文,其後於中大完成通識碩士(社會科學),從事教育行業多年,喜歡嘗試不同的教學方法,設立本網,希望透過互聯網提升教育效能,以及幫助有志於學的年青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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